一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这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习近平同志讲得很清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 。“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深入到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内部，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文艺学、伦理学等学科中真正有效地发挥指导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习近平同志充分肯定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同时又提醒人们：“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应当说，这里提出的，是一个必须解决而且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解决好的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全面的繁荣发展是不可能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通过调查研究，弄清有关的情况，找出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以期经过一个时期的系统工作，使这方面的情况得到明显的好转。
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人员占到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队伍的大多数。因此，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落实马克思主义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中的指导地位，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
正确对待外国文化、对待西方的思想理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繁荣和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体系，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应当批判地吸收人类思想文化的一切积极成果，其中包括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中的有益成份。习近平同志指出，“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不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存在，需要在开放的条件下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于外国的东西尤其是西方的思想理论，要善于独立思考，善于进行科学分析，而不是照抄照搬。习近平同志告诫人们，“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我们必须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用自己的脚来走路。
对于在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我们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应当看到：就它的总体来说，我们是不能加以套用的；就它的某些方面来说，我们则可以而且应当进行借鉴。而在借鉴其中的有益成份时，也还有必要根据中国的实际需要和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因为进行借鉴的目的，是为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而不是为了把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变成它的复制品。所以，应当是在中国的基础上，吸收外国那些于我们有益的东西，并且对它进行必要的改造和制作，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以便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东西。
早在1983年，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陈岱孙教授就写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一文，其中说：在对待西方经济学对于我们经济现代化的作用上，我们既要认识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根本不同，从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体系，不能成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同时，我们又要认识到，在若干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方面，它确有可供我们参考、借鉴之处。不过 ，由于制度上的根本差异，甚至在一些具体的、技术的政策问题上，我们也不能搬套西方的某些经济政策和措施。这些意见，至今仍然对我们具有很强的启发性。
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迷信盲从，是十分有害的。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讲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告诫过人们：“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这个警示，今天仍然有效。
由于迷信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因此，反对这种错误倾向，将是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必须长期面对的一项重要的任务。
三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习近平同志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我们要在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
理论来源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努力构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积极成果的同时，着力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遗产，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文艺学、伦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早在1960年2月，周恩来同志就曾经提出：“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的结合。我们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几乎都是以欧美特别是英国的材料作为根据的，看不见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情况，当然也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周恩来提出的这个要求，对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各主要学科来说，至今仍然是适用的。事实上，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我们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才能拥有确实的主导权和充分的话语权。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芝加哥大学资深教授邹谠在中国作学术访问时，曾经以政治学的发展为题，讲过一番话。大意是：中国的政治学如果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学，那就不可能在世界上有自己的地位，因为你抄得再好，也不可能是一流的，人家从你那里学不到什么新东西；但是，中国的政治实践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既有受挫折的经验，更有成功的经验，如果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就可以给政治学增加新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外国所没有的，这样，外国人才会来向中国学习，来研究这些中国的新东西了。这番话，是颇有见地的。
很明显，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我们既要有开阔的世界历史眼光，更要立足中国土地，把学科建设的着力点、教学和科研的着力点，放到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新鲜经验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过程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来源：红旗文稿）
